案例 | 疫情期常见的低功能应对模式及调整
原创?刘亮?CPS临床心理注册系统?
请问你找我想谈些什么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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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我们社区工作的负责人，肺炎疫情出现后，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能具体说说你指的压力是哪些吗？
我要牵头负责这边好几个小区的疫情排摸、送诊病人的工作，还有要照顾居家隔离的疑似患者和病人，还有小区外来人员的防控，很多很多事。然后上面还经常会有领导和检查单位下来督查和问责，我觉得自己快要奔溃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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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（化名）是我在武汉一线抗疫期间接到的来访者中最常见、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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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冠肺炎疫情出现后，当地实行严格的小区网格化管理、分区隔离和分级转诊制度。要完成这样一项浩大而紧迫的工程，只有医护人员是远远不够的，众多社区的工作人员也投入了其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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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说医护人员是冲在前线的战士的话，那么社会中负责协助排查、隔离人群管理、居家人群照料等工作的人，便是隐形的基层斗士。他们需要负责社区中各类事务，大到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，小到给一些老弱病残隔离者买菜送饭等日常生活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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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便是这众多基层斗士中的一位。
与许多其他的社区工作人员一样，她每天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拖着超负荷运转的身体，做着同样高强度的事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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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跟我诉说着她的不易。我在感慨的同时，也对她充满了敬佩之情。处于本能的职业反应以及关心，我问她这些情况出现以后，她是如何应对的。
她说自己绝大部分时间会选择忍着，什么都不说，装作一切都好。有时候会强制自己服用安眠药睡觉。但如果压抑的时间太久，便会在某个时间点爆发，冲身边的人大发脾气，或是暴饮暴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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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的陈述，让我不禁想起家庭治疗中最常被提到的一句话：问题本身虽然是问题，但许多时候家庭（或个体）处理问题的方式本身，会成为更大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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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句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，面对现实应激时，个体或家庭应对的方式往往会反过来成为左右结局的关键因素。
按照策略派家庭治疗理论（Strategic Family Therapy）的观点，系统在面对应激时，常用的会导致问题的应对方式有三种：
1）回避；
2）过度放大；
3）在错误的内容层面，而未在关系层面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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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理论对个体同样适用。
第一种应对方式：
指的是个体或家庭在面对应激时，明明内在有强烈的情绪甚至身体反应，但却习惯于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仍然尝试维持一种表面和谐的假象。
这一类个体或家庭常会挂在嘴边的话是：一切都很好，没问题，一切都在控制中，我们不需要做什么。在他们看来，似乎这样的“风平浪静”能淡化一切问题。然而，被压抑的冲突终会通过其他途径表达，案例中小华不定期的爆发和暴饮暴食，便是心中那被压抑许久的情绪变相宣泄的一种方式。我们可以设想，这样的方式可能会引发小华更多的自身健康问题及人际冲突。
第二种应对方式：
指的是个体或家庭用更加动荡、不安和激烈的情绪，或者更加激烈的冲突去解决当下的应激。
即用更多的焦虑去解决焦虑，用更多的争吵去解决争吵，即高情绪表达（High Emotional Expression）；习惯于用过度放大的方式处理问题的家庭或个体，往往在其核心家庭情绪系统中焦虑是主导情绪。小华在处理目前的现实应激时，便是在自动地采取放大的应对方式。她在面对服务对象以及上级领导的焦虑时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焦虑，而后，以焦虑的言行去回应对方，这样双方的焦虑和冲突便更容易对称升级。
第三种应对方式：
指个体或家庭仅仅在内容层面做改变，而未对导致和维持问题的应对模式本身做调整，这便是我们常说的“治标不治本”。
小华的应对方式也存在这一状况，当现实挑战出现后，她要么服用大量安眠药强迫自己睡觉，要么三缄其口，要么暴食，但所有的这些，只是她用来压抑自身情绪的不同方法（内容）而已。而她真正需要的情感倾诉和支持系统，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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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上述理解和假设，在给予小华充分的倾听和共情的同时，我开始与她讨论如何改变当下这些“无效”的应对模式，以及她可利用的相关资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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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问她：“这一路走来，有谁是在关键时刻让你感觉能够理解和支持到自己的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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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说，她和一位旧同事很投缘，大家平日有什么心里话都会互相说说。这一次疫情期间，她本想也跟这位同事打电话，但怕会给别人增加负担，所以一直忍耐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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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问她：“只是假设，如何你打电话给她，说你的情况，你会怎么跟她说，可能就既能帮你缓解情绪、也不会给她太多负担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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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华开始沉默，她的眼神告诉我，她可能从未讨论过这种“折中”的情绪支持获得途径。因为在她过去的应对方式里，要么就是完全回避的“黑”，要么就是无节制释放的“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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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下来的谈话，我和她详细讨论了目前可以获得的情绪和工具性支持的资源，及其详细的获得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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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咨询结束时，小华说：“谢谢您，刘医生，和您的谈话帮我想到以前没想到的许多可能性，我虽然也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，但不那么绝望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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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说好，她如果有需要，可以再预约咨询。
作者：刘亮? 注册督导师（D-19-109）
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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